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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斌:让每个教学环节都有心理学依据
徐斌,1987年中师毕业,现为江苏省苏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数学特级教师。 1991年,22岁的徐斌参加江苏省赛课,获得一等奖中的第一名。1993年,24岁的他参加全国第一届小学数学教学观摩活动,与数学名师李烈等同台竞技,获二等奖。1999年,30岁的他成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特级教师。 谈起自己的成功,徐斌说这首先应该归功于他的恩师盛大启——这位数学名师的悉心指导,让徐斌少走了许多弯路;其次要归功于他的幸运——有机会参加各种赛课。与此同时,阅读对他的成长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九章算术》到《尝试教学法》,从《儿童心理学》到《给教师的建议》,在工作最初的几年里,徐斌阅读了50多部理论书籍和2000多本教育期刊,撰写了100多万字的笔记。“与布鲁姆、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等‘亲密接触’,那充满人的气息和爱的光泽的经典之作,打开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理念,更奠定了我做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精神底子。” 其实,徐斌的阅读面很广,上学时就酷爱武侠小说的习惯一直保留至今。除了广泛涉猎教育类书籍外,《于丹<论语>解读》,易中天《品三国》,《谁动了我的奶酪》……这类畅销书也经常会被徐斌捧在手中。他还爱读名人传记,爱读李叔同的文字,因为“能够感受到大家的生活气度”。对徐斌来说,读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不过,他也曾啃过一些大部头的教育理论书籍,“实在看不下去”,就放弃了。 说起自己的阅读经验,徐斌说,作为一名教师,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是不能不读的。但教育千变万化,教育的策略和技巧不可穷尽,教育教学情景不同,有些方法不可迁移,所以,他认为教育类的书浏览即可,不必细读。心理学方面的书,徐斌建议要深读、精读一到两本。他自己就曾认真研读过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邵瑞珍的《学与教的心理学》。通过这样的研读,徐斌养成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都必须具有心理学依据的良好习惯。他之所以能在从教短短几年里迅速成长,与这种理性地对待教学的严谨态度是分不开的。 徐斌的第二个阅读重点是学科类书籍。他说,一个教师应该了解自己学科的来龙去脉,学科背后的教育哲学、教育文化学。这样,在课堂上,教师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教的内容在学科发展史上、在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教学就不会盲目、呆滞。徐斌还阅读了不少数学名师的课堂实录和他们的成长之路,因为“从中可以有所借鉴”。 2002年11月底,上网不久的徐斌在“教育在线”网站发了一个帖子:“最近在看《为学习服务》,觉得书中提出的观点很新,联想到我们的数学教学,作为老师,我们何尝不应当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服务?教师不仅是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而应该是服务者。”随后,他在论坛建立了一个主题贴,题目就是“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服务”。四年后,以徐斌对小学数学课堂的理论思考、课堂实践为主要内容的《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服务》一书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徐斌现在是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他坚持每天听一节数学课,自己带一个班,“开门上课”,随时欢迎老师听课。“我已经超越了为功利做事的阶段。”徐斌淡然地说。现在,上课,阅读,写作,对他来说都是乐趣。继去年《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服务》一书出版后,《谈计算教学的理论、问题和经验》一书又在构思中。
人物案例二 郭初阳:每堂课都应是面向社会的思考
说起阅读对自己教育教学的影响,杭州市外国语学校的郭初阳提及的第一本书是《灵地的缅想》(胡河清著,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此本书是作者在结束年轻的生命之前留给世人的唯一的一本自编论文集,主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的对话、交融的角度,探索现当代作家作品中的传统文化意蕴。郭初阳说,胡河清可以说是文学评论界打通现代与传统的第一人,《灵地的缅想》的写作非常个性化。这令郭初阳非常振奋,他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对文字的理解、对文本的解读可以结合自己的感情,可以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写作时代作纵横交错、全方位的扫描定位。郭初阳的语文教学重视文本解读,隐约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出版)中“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则让郭初阳顿悟作文教学之道。胡适在文中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郭初阳认为这八条足可作为作文教学指导。“言之有物,我理解就是有情感,有思想。表现在写作形式上,就是叙事和说理。再往下说,写文章无非就是要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可以是观点,可以是事情……”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王小波,《智慧与国学》)王小波的幽默和智慧,让郭初阳意识到,课堂可以是快乐的,求知的过程一如探险的旅途,充满了发现的喜悦。 广博的阅读也曾经让郭初阳一度非常困惑。作为语文教师,郭初阳认为,传授经典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传统如何与现代对接?能否立足于现代普世价值的基点,将中国传统进行创作性的转化?郭初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吸其精华,去其糟粕”,毕竟缺少了一点可操作性,而朱学勤的《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一文分析道:“所谓内圣开外王,这个中国文化的母题,历代士人孜孜追求的最高理想,很可能是个误用千年的假逻辑。”这让他以更加理性和苛刻的目光重新打量儒学经典。孟子说孔子“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而《圣经》里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两相比较,郭初阳意识到,“仅仅是雕琢文字的课堂努力是微不足道的”,教学当是人格的塑造。因此,他在以后的教学中更加有意识地坚持自己对文本的解读,维护教学独立感。“一个教师,首先得确认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与学生一起进行自我塑造。” 社会上一度非常流行“5+2=0”这样的公式。郭初阳认为这种把学校与社会对立起来,以为学校是象牙塔,是纯洁的,而社会则是一个大染缸,是丑陋的,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他说,学校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教学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进入社会,因此,每堂课都应该是面向社会的思考。他的这个意识,则是受到了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书的启发。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购书,郭初阳现在已经有五千多册藏书,除教育类书籍外,他的藏书还包括哲学、历史、经济等许多类别。丰厚的知识储备、开放的教学思维,让郭初阳的语文课堂显得颇为另类又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2005年《人民教育》第3、4、5期连续刊登了郭初阳执教的《珍珠鸟》教学实录,并发表了三篇评议文章。在短短一节课的教学中,郭初阳引用了黄永玉、筱敏、希区柯克、伏契克、斯蒂芬·茨威格、斯蒂芬·金、鲍尔吉·原野、司马光、欧阳修、屈原、课文作者冯骥才等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类别涉及诗歌、小说、散文、电影及课文作者的其他文章和研究方向。一位重点中学的校长读后,在教师大会上郑重向全校教师推荐,说阅读这几篇文章,“所受震动、启发之大,为多年阅读所少有”。《人民教育》编辑赖配根先生读了实录后说:“这是多么深刻的洞察,这是多么难得的‘叛逆’——对教材与作者的‘叛逆’,更是对日常语文课的‘叛逆’。如果学生有幸多遇到这样的‘叛逆’教师,有幸获得多一些思想历险的机会,那么他们自然不会成长为温驯的羔羊,而会成为不畏惧权威、善于思考、追求自由、人格健全的现代公民——新课程不就是要培养习惯变革、精神强健的一代新人吗?” 来看看郭初阳成功的脚印:1996年毕业开始语文教学;2001年获杭州市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2003年获浙江省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2005年获全国中小学“个性杯”语文课堂教学大赛特等奖第一名;2006年12月,《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课堂实录》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浙江作家涂国文在读了《言说抵抗沉默》后说:“当大多数中学语文教师在应试的五指山下匍匐挣扎的时候,我却欣喜地看到,郭初阳正背离应试的五指山而去,走向一座思想和文化的金字塔……” 他的一个学生这样评价郭初阳的课堂:“如果一定要以一个比喻来形容他的话,我以为,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是窗,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 郭初阳在课堂上为学生打开了一扇窗,而堆满他书房的那一册册厚薄不一、或新或旧的各类书籍,也为他打开了一扇扇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窗口。
人物案例三
薛瑞萍:阅读让我的教学更有底气
薛瑞萍,网名看云,安徽省合肥市第62中学小学部语文老师,1984年参加工作,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至今。 出版作品:《心平气和的一年级》、《我们二年级啦》、《书声琅琅的三年级》、《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请跟我来——当好一年级家长》、《薛瑞萍读教育理论》等。 人生信念:缺乏真诚、理性和趣味的日子是不值得一过的。 职业观:爱读书、爱学生一样重要。
走野路子获得成功体验
中国教师报: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拒绝阅读教育理论书籍,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或者思考? 薛瑞萍:原因之一:自负且胸无大志。做过多年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立足于个人经验,我将自己“混得还行”的原因归纳如下:深厚的文学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端正的品行、较强的沟通能力及较高的个人威信。这几条令我踌躇满志,而它们,都和教育理论没有联系。 原因之二,盐在汤中。教育的涵盖面,无疑是与“生活”一样宽泛。因此,我读的每一本书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对我发生作用的“教育类书”——教育无处不在,教育无处不在——好比盐在汤中,只要我有心,大量的、高品位的、看似与教育无涉的阅读,依然使我于有意无意间,悟出很多教育原理。让我举例说明吧: 只有我才有权去骂他,去责罚他,因为只有热爱人的才可以惩戒人。(泰戈尔《新月集/审判官》) 这提醒我在惩罚孩子的时候扪心自问:我有资格惩戒他吗?我是由于爱他还是在泄愤?叩问的结果,常常是羞愧不已。结果,心情得以平静,毒火得以熄灭。再比如: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六章》) 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可是在人与人的沟通中,包括在教学和教育工作中,实际的情况却是两点之间的距离以线段为最长。从这段话里,我体会到工作中,尤其是做班主任,要讲究艺术,要善于退以求进,走迂回之道。直来直去,往往两败俱伤。 至今我仍然坚信:这些书,看起来和教育、教学没有直接关系,是所谓“闲书”、“杂书”。然而,使我走得比别人远一些的,恰是这条野路子。 原因之三:对于文字美的追求。对于读物,我挑剔得近乎苛刻。诚实、有趣、文字好入眼是第一条件,而这样的书要想在在教育理论里找到,几乎是缘木求鱼。
对经典进行个性化解读
中国教师报: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开始阅读教育理论书籍的? 薛瑞萍:这就必须说到原《教师之友》杂志的编辑李玉龙。他是我和玫瑰(窦桂梅,清华附小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的“红娘”,呵呵。李玉龙极其欣赏我的稿件,但同时又认为我的知识结构还有欠缺。他对我说:“开阔的人文视野和精深的专业知识你算是有了,可是没有一定的教育理论的功底,你就注定不能在教育的路途上走得更远。”于是在他的强劝之下,从2004年夏季开始,教育理论正式进入我的阅读世界。说起来,也是机缘到了。在那个暑假之后,我开始从头带一年级。
中国教师报:您读的第一本教育理论书籍是什么?还记得当时的阅读感受吗? 薛瑞萍:《给教师的建议》,这是我工作20年来读到的第一本教育专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谋而合”,感觉教育理论一下子在我的心目中变得亲切起来,也让我对于教育理论的兴趣激增。遇到喜欢的地方就反复地读,反复地揣摩,直到牢牢记住,直到深深印在心里,直到成为自己专业底气和教学勇气的来源。
中国教师报:就是那种一下子遇到知音的的欣喜和振奋,对吧? 薛瑞萍:就是这种感觉。2004年7月15日,那个炎夏之午,庄严合卷之后,“苏大师指出”便成了我的口头禅——不论是打电话、发短信还是论坛跟帖。直到今天,在各地讲座,我还十分乐于传播“苏大师如是说”,用我的一篇读书笔记的题目说,那是碰巧推倒的“第一块骨牌。” 《给教师的建议》带来的,不是高山仰止的惊叹,更多是心有戚戚的同感、快感。尤其是当我发现,全书十之七八都是在说读书:学生要读,家长要读——教师更要读。这些话,简直就是替我写的。如果由我来写,必将更有文采!躲在没人听见的地方,我这样地给自己打气。
中国教师报:您的文笔很好,之前也发表了不少东西,为什么没有“更有文采地”写些教育方面的文章? 薛瑞萍:是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感想和质疑,自顾人微言轻,以为说了白说,写了白写,自己就先将它们压抑、轻掷,任其萎顿消湮成为模糊的雾气和暗流了——没有人拦我,因为懒惰、自卑和缺乏韧性,是我自己选择做了“沉默的大多数”。有些事情即便做了,也不敢往大处想它的意义。出了自家教室,所作所为宁可无人知晓,唯恐招致大不韪的批评,唯恐打扰了自己蜗壳里的安宁。 现在,我可以引大师为佐证了;现在,我知道自己摸到的是一条正道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中国教师报:是不是当时就一边兴奋地阅读,一边急切地开始写作读书笔记? 薛瑞萍:没有。教育理论札记的写作,其实是从第二本书《静悄悄的革命》开始的,因为我太喜欢,太激动了。太喜欢太激动的重要原因还是因为共鸣,更为强烈的共鸣。 当时正值新课改轰轰隆隆,满耳新名字,满眼新标签,听到看到的很多事情让我觉得事情在一些地方正在偏离它的初衷,偏离教育的正道。第一篇教育笔记《润泽的小册子》的写成,就是出于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到现在,那些当时强烈打动我的见解,还让我激动不已。比如: 在讨论中,最重要的是丢开一切抽象的语言,只说出自己对所观察到的事例的质朴感受和具体的事实本身。只要大家能相互交流自己朴素地感受到的一切,就必然能学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参加公开研讨会,最令我失望的,常常是在研究资料和报告中,总是出现诸如“活力”、“余地”、“支援”等过于普遍的流行语,而无法从中看见教师的个性、教师实践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具体形象。 情况何其相似啊。直到今天,在我们这里,翻开教育刊物,无处不在的,是泛滥成灾的“人文性”、“工具性”、“主体性”、“研究性”、“互助”、“合作”、“创新”、“互动”……这些原本闪亮的标签,这些由于过度使用而迅速暗淡下去的硬币,堆砌起来,喧响起来,模糊了作者的面目和声音——也许,他们本就没有什么值得示人的真感受,所以才要借着时尚的语汇来作装点? 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会在两年时间里,一发而不可收地一气读完十二本教育理论书籍,更没有想到竟然会一边读一边写,在两年之后,速成了《薛瑞萍读教育理论》这本对于教育经典的个性化解读。
阅读让教学更有底气
中国教师报:阅读教育理论书籍,对您的日常教学行为有什么影响? 薛瑞萍:已有的观点大部分得到佐证,因此说话、做事、写作更有底气了。也有一些读到的论述想法和自己固有的想法相冲突,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虽然思考的结果并不都是“改邪归正”、“弃旧图新”——何况这本书的见解和那本书的见解往往也有矛盾——但是至少让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做每一件事情之前,追问一下自己如此行是否正确,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说话办事主要是靠自己的直觉。也就是说,这些教育理论增强了我的理性思维能力。
中国教师报:请举个例子? 薛瑞萍:比如洛克在《教育漫话》里谈到的“规则要尽量少”,就让我的一年级收益颇丰。 新生入学之初的课堂,吵吵嚷嚷有如“鸭子塘”,这时候第一重要的是迅速建立秩序,尤其是课堂教学秩序。于是在正式上课的第一天,我就定下当时唯一的班级规则:课堂上,未经老师同意不得随便说话。违反的,批评乃至罚站,批评和惩罚都是当场当众进行的。至于其他很多需要给予矫正和提醒的行为,比如打架、骂人、忘记值日、做操不认真等,只对犯错误的本人进行单独教育。大约两个星期之后,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够不用意志的克制自觉遵守这一规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第一条“唯一规则”已经融化到他们潜意识的深处。于是提出第二个唯一的规则“下课不许在教室里追逐打闹。”这时候,上课偶然违反纪律的,就在课后单独教育,只将当场当众批评惩罚的火力指向在教室里追逐打闹者。这是又一轮的从外力限制渐进到自我控制的过程。 那一年,在家也好,在学校也好,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规则只有一条”,个人以为,这是对于洛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呵呵。
用语言为儿童构筑特殊的物质环境
中国教师报:能介绍一您你在阅读教育理论书籍方面的一些偏好吗?您似乎比较看好国外的教育理论?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者?一般在什么时间阅读? 薛瑞萍:还是偏好文字好的,遇到文字好的理论,我照例是当作诗歌一样放声诵读的。当然,为了观点精辟新鲜的原因,我已经学习着原谅文字上的欠缺,毕竟鱼与熊掌兼得的好事很难遇到。 阅读的时间主要是在八小时以内,一边读一边和人议论的感觉是很快乐的。教研组长小安是我的“死党”,小安做母亲之前,已经被我培养成攻读教育理论的“同修”;小安做母亲之后,开始了对于幼儿教育理论的攻读,于是呢,这两年,是她带着我读蒙台索利、七田真、约翰·霍特和华德福。相比之下,我的确更喜欢读外国的。特别喜欢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本书我以后肯定还要重读。当然,以后可能会特别喜欢另一本、另一人。 特别喜欢杜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语言本质的独到见解,这对于我所从事母语教学,起了极大的鼓励和启发作用。可以说,后来的《我们班的阅读日志》和《日有所诵》都与此有关。
中国教师报:现在有不少的教师面对不理想的教育环境身心充满了无力感。您有这样的无奈吗?教育理论的阅读除了引起你的共鸣之外,是否给予您更多的力量? 薛瑞萍:在物质产品高度丰富的今天,从家庭到社会,儿童的生存境遇绝不比我们当年洁净、温馨、美好。且不要说其他方面,就说读物,从前是读物的匮乏造成我们那一代人精神发展的营养不良,而今充满暴力色情低级趣味的精神垃圾已经泛滥成灾,如果没有适当的指导和限制,孩子可能因为阅读变得变得可憎可怕!太多不需要的垃圾商品在窒息儿童,太多带菌带毒的垃圾读物在戕害儿童,我们要做的,就是担当起清理和建设的责任,为孩子营造良好的精神发展环境的责任。“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开阔的地方去。” 然而,作为普通的教师,我们的力量何其微弱。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我们连净化学校、幼儿园周边环境的事情都做不到。教室的空间应当是桌椅所占空间的两倍,只有这样,孩子们在里面才能感觉安全、舒畅、宽松、平静。可是,这些都不是我们有能力做到的。 但是,面对儿童的需要,我们是否真的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不是这样,我们当然可以有所作为。我们为孩子做的朗读、诵读,我们由于坚持不懈的修炼而日趋丰富美好的语言,就是我们为儿童构筑的特殊的物质环境。 我们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放大这种特殊的物质环境的影响力,让语言成为我们借以超越灰色现实的强劲有力的翅膀。语言是一种物质环境。语言既是儿童精神成长的雨露和土壤,又是儿童精神成长的花朵和果实。新鲜美好的语言,就是给予儿童心灵和大脑的新鲜美好的滋养。 而这,就需要我们教师阅读大量的优秀作品,包括各种教育理论书籍,提升自己的境界,我愿意把自己的座右铭送给大家,与大家共勉: “一日不读书,则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